这意味着从政府信息向档案的转化过程，也是适用《条例》向适用《档案法》及其法规的转化过程。

在该案中，法院依据利害关系原则来阐释公开的问题也就不难理解了。这类信息是行政机关之间或行政机关与其他主体之间的交流信息。

因此，以预审意见对相对人权利义务不产生实际影响为由不予公开也是不成立的。[35]法治国家必然要求加强透明政府建设，以往被列入不予公开范围的政府信息，随着实践的发展公开范围会不断扩大，当初人们所担心的那些不予公开的理由亦被不断否定，过程性政府信息作为信息公开的例外其范围亦将越来越小。知情权适用于政府所有分支[包括执法、司法和立法部门，以及自治机构]，所有层级[联邦、中央、区域和地方]，以及上述国际组织的所有下属机构。具体到本案中，若预审机关的预审意见同意许可申请人的申请，那么预审行为对于其他间接利害关系人而言有可能是一种侵益行政行为，他们应当享有知情权。初步决策信息并不具有危害国家安全、公共安全的豁免公开理由，能够主张的理由主要是行政行为并不成熟，只有最终决策信息才是成熟的信息并应予以公开。

法院认为公安出警结束后，这些信息不再属于过程性信息的观点并不成立。由于地方规章内容的多样性，导致执法实践的混乱和不统一。在政治和社会的意义上，不存在任何优位的人权。

[45]前注[31]，G. Gee＆G. Webber文，第289页 [46]前注[1]，J. A. G. Griffith文，第15页。因为后者的基本预设是，有些宪法化的问题是不能通过正常的民主程序来解决的，因为宪法是根本法，它超越普通的政治过程而存在。为了论述的方便，也是出于逻辑的必然，笔者用反规范性[76]来概括和指称我国政治宪法论的核心特征。[53]既然这套价值是政治社会或人之为人所必需的，那么，政治就必须采取协商民主的形式。

尽管陈教授并非直接指涉政治宪法论，但他所批评的法学现象与此有关。[73]杨陈：论宪法的规范性，《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3期，第89～94页。

这一思路与德沃金的论证十分相近。二是英国政治宪法论之于中国宪法的解释力没有表面上看起来的那么大。法律宪法的典型特点在于体系化的规则，这些规则通常用宪法文本来表现，掌权者和普通公民都很容易识别。格里菲斯同意英国社会有病的诊断，但不同意宪法改革论者的治疗方案，海尔什姆勋爵等人的提议不仅错误，而且相当危险，他们的权利法学必然败坏法律和政治。

传统宪法学的研究立场和方法遗漏和遮蔽了地道的中国问题，正是这些问题为宪法研究提供了鲜活的本土素材，也可以从中开辟出大量新的研究领域。即使具体到法律层面，政治宪法也并非不需要法律的参与，世上不会有不要法律的宪法政府。这个道德的根基，便是康德意义上的自治。认为制宪权的正当行使是日常宪政得以实现的枢纽和关键，这显然是受施密特的影响。

而且，对议会立法，英国法不承认任何个人或机构享有撤销或废止的权力。但这并非格里菲斯的本意，看起来一切皆为宪法，但事实上宪法却不可能没有边界。

当我们仔细推敲两种立场的意味时，就会发现艾伦教授的评价不无道理：越权无效原则的争论，掩盖了一些最为重要的问题，即法官的宪法职责是什么、该职责具有何种性质、其正当性何在？[51]所以更明智的选择应该是去考察民主政制中的法院角色问题。所以，主流的宪法学应该反思，应该引入新的知识和新的研究路径。

第二，只有普通法才能最大限度地、始终如一地对这套价值观念加以认可和保护。但是，无论其有多么重要，它都甩不开法律宪法，在这个意义上，法律宪法本不该成为政治宪法论者的攻击对象。正如我国学者夏勇教授所说：如果宪法只能作为立法的根据，不能作为司法裁判的根据。不是没有效力的空洞摆设或意识形态的虚假说辞，而是有着重大的政治宪法的效力的……只不过它还不是以司法化的形式发挥宪法效力，而是以政治化的形式发挥宪法效力，而这恰恰是转型时期的突出特征。这种规范与法律宪法的规范相比，的确不够具体也不够明确，所以，吉和韦伯称之为不作详细规定的规范（prescriptive without really prescribing）[45]。[78]但问题在于如何证成，即如何走出这第二步。

[59]问题就在这里，一方相信法院和法官，更依赖法律程序，另一方则相信政治家，更愿意通过政治程序解决问题。他们都认为，法律只不过是伪装了的政治。

这就可以理解，政治宪法之所以不规定出具体细节，就是因为具体细节会随着日常政治的发生而改变—日常政治每天在变，宪法就随之每天变。所以，当时的主流思潮是呼唤权利保护，对应的现实问题则是应否将《欧洲人权公约》纳入英国法体系。

当代的得力干将包括哈洛（Harlow）、罗林斯（Rawlings）、洛克林（Loughlin）、汤姆金斯（Tomkins）和贝拉米（Bellamy） [19]在这一阶段，格里菲斯本人也发表了两篇有影响的论文，分别是：J. A. G. Griffith, The Brave New World of Sir John Laws, （2000） 63 Modern Law Review 159。从内容上来看，宪法规范由组织规范（关于国家机构如何组织）和权利规范（关于人权如何保障）两部分组成。

普通法宪政论被称作法律宪法论，是因为它与政治宪法论相对，强调法律程序在纠纷解决中的作用，以及法院在整个宪政框架中的核心地位。尽管这一理论尚未形成完整的体系，但还是有相对集中的阐述。[23]所谓公约权利，是指《欧洲人权公约》中所规定的权利。如果在要求立法以宪法为根据时，又无适当程序和机构来审查立法是否违宪并纠正或救济，那么，质问宪法是不是法，便不足为怪了。

问题出在哪？要么奥利弗提出的‘越权无效是行政法的基本原则吗这一设问一开始就是伪问题，要么背后还有实质性的关切。【注释】 *西南政法大学行政法学院讲师，法学博士。

[33]在汤姆金斯和贝拉米那里，政治宪法论发生了一个明显的规范性转向。韩大元：中国宪法学研究三十年：1978 ～ 2008 ,《湖南社会科学》2008年第5期，第1～10页。

在这个渠道之外，我们还有更多的渠道（如民主政治）。其二，反对将宪法规范（尤其是其中的人权规范）作为核心研究对象。

[75]前注[64]，张千帆文，第887～906页。这是斯卡曼勋爵（后来的上议院大法官）在爱尔兰共和军实施恐怖活动时期所发表的演讲。总体上，学术研究自20世纪90年代发生转向之后，各种学说理论虽层出不穷，但远远不能直面我国的现实问题。英国《1998年人权法》就是一部关于人权保障的规范，在这个意义上，它相当于半部宪法典。

正是在政治问责这点上，共和理论的规范可以用来解释英国宪法。[21]A. V. Dicey, An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the Law of the Constitution, London: Macmillan, 1915，p. 38. [22]关于英国的弱型宪法审查制度，可参见何海波：没有宪法的违宪审查—英国故事，《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第2期，第109～122页。

[4]D. Dyzenhaus, The Left and the Question of Law, （2004） 17 Canadian Journal of Law and Jurisprudence 7, p.7. [5]参见Lord Hailsham, The Dilemma of Democracy: Diagnosis and Prescription, London: Collins, 1978。[61]久而久之，法政学人就会更加有意无意地回避现实政治，认定理论梳理和文本细读才是学者唯一值得追求的事业。

政治宪法论者只是认为，法律宪法的触角太长太深，以至于侵犯了政治宪法的领域，进而威胁民主本身，因而需要法律宪法在某种程度上收敛。[35]前注[33]，Adam Tomkins书，第64～6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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