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健全制度安排，制定支持政策，培育良好的创业创新生态。

此外，中非能源合作中的中国主体主要以实力雄厚的国有企业为主，如今一些具备实力的中国民营企业也参与其中。在2015年的中非合作论坛约翰内斯堡峰会上，中国宣布实施中非十大合作计划，涉及工业化、基础设施建设、金融、绿色发展等众多领域，推动中非能源合作释放更大潜能。

如中海油田服务股份有限公司在突尼斯、利比亚、安哥拉、坦桑尼亚等国开展了海外业务，海洋石油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下称海油工程）将业务扩展到埃及、马达加斯加，中海油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将监督监理、配餐等业务带到了尼日利亚、赤道几内亚、乌干达等国。非洲多个国家加大油气资源的开发力度，并更多地采取了符合本国国情的积极油气合作政策，为加深中非能源合作、探索新合作模式奠定了重要基础。越走越宽的双赢路中国能源企业不仅为非洲产油国带去了资本、技术和市场，激活了非洲大陆的内生增长力，还越来越多地把在非洲的近期目标和长远利益相统一、让企业利益与非洲社会经济发展相适配、将企业自身发展与非洲国家能力建设相结合，加强与非洲本地企业、社区、NGO的合作，赢得了非洲国家和企业的广泛认可。共建广阔的合作前景作为中非进行集体对话与多边合作的有效机制，中非合作论坛为中非间长期稳定、平等互利新型伙伴关系构建了一个重要平台。由于投资规模大、周期长，关乎国家能源安全，中非能源合作最初主要集中在对油气等传统资源的投资。

中非能源领域一直在探索，近年来的合作力度不断加大、层次稳步提升、深度持续加深。建立在政治上相互尊重、经济上相互融合、文化上相互借鉴的中非合作，既拥有长期稳固的合作基础，也形成了良好的合作传统。长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冀三大都市经济圈成为引领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三大引擎。

三基地、一枢纽定位准确，促进中部崛起。例如，东部地区自2012年起，结束了1991年以来长达21年的两位数高速增长阶段，转为一位数的中高速增长，同时发展方式不断转变、经济结构持续优化、增长动力逐渐转换，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明显增强。同时，京津冀三地不断加大对高耗能、高污染企业的治理力度，建立区域大气污染联防联控机制，共同推进节能降耗工作。二、区域发展战略推动区域经济协调性持续增强区域协调发展是社会和谐、政治稳定和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

实施五横四纵四出境运输大通道建设，西气东输、西电东送、青藏铁路等先后投入运营。北京市2017年重点工程安排了9项非首都功能疏解项目，总建筑面积约251万平方米，总投资约280亿元，占重点工程年度投资计划的10%。

随着中国一带一路建设的持续推进，已有100多个国家及国际组织签署了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协议，一批有影响力的标志性项目逐步落地。东北地区国企改革和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取得了积极进展。经济增长保持中高速，经济总量稳步提升。2017年，东北地区粮食产量占全国粮食总产量约20%。

40年间，在总量快速提升的同时，区域经济的产业结构也发生了重大变化，服务业逐渐成为区域经济发展中的主导产业。东北地区省份数量较少，地区生产总值尚未达到10万亿量级，于2012年首次超过5万亿。2015年新一轮东北振兴战略的启动，带动东北地区经济开始走出一度陷入的困境。2017年，东部地区进出口总额[3]为33872亿美元，比1978年增长了434.2倍，占全国比重由37.7%提高到82.5%，高居四区域之首。

(一)区域经济发展迈上新台阶。大型水轮机组、大型风电机组、大型核电机组、30万吨油轮、350公里高速动车组、高档数控机床在东北实现国产化，其中高档数控机床产量占全国的三分之一。

山西等大型煤炭基地基本建成，风电、光伏等新能源快速发展，持续稳定保障全国能源供应。但从2012年以来，各区域第三产业的年均贡献率分别为56.4%、46.9%、49.8%、71.2%，除中部地区外，其他区域第三产业均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

近年来，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其中一个重要特征就是经济增长由高速转为中高速，区域经济的发展也体现出这一特点。东北振兴战略实施以来，东北地区充分利用其东北亚核心地带优势，加强对外经贸往来，2017年，东北三省进出口总额达到1487.5亿美元，比2003年增长了2.5倍，年均增长9.3%。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又推出了一带一路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三大战略，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协同发展、共同发展，推动形成区域发展新格局。改革开放以来，区域发展差距经历了一个由扩大到缩小的过程。健全绿色发展机制，实施退耕还林还草、退牧还草、水土流失综合治理等重大生态工程，坚决守住生态红线。基础设施和生态环境建设取得重大进展，有效助力西部地区发展。

其中，深圳作为最早成立的经济特区之一和改革开放的桥头堡，由一座默默无闻的小渔村成长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大都市。从第二产业比重看，东部和东北地区明显下降，中部和西部地区基本保持平稳。

一带一路建设的扎实推进，不仅为沿线国家经济发展、民生改善和就业增长做出巨大贡献，也为我国实现全方位对外开放新格局，实现战略对接、优势互补，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市场开辟了新的天地。[1]变异系数是反映数据离散程度的一个统计量，离散程度越大，变异系数越大。

[3] 进出口总额按境内目的地、货源地口径统计。中部地区经济实力显著增强，工业拉动作用明显。

东部地区依托沿海优势，在对外开放中发挥了巨大作用。环境保护持续发力，生态改善效果显著。改革开放后，为充分发挥东部地区沿海的地理优势，鼓励东部地区率先发展。一带一路倡议包含了沿线国家对未来发展的一种期待，已得到1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积极响应，很多国际组织对建设也表达了积极支持和参与的态度。

2006年，党中央、国务院颁布实施《关于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的若干意见》，明确了中部地区全国重要粮食生产基地、能源原材料基地、现代装备制造及高技术产业基地和综合交通运输枢纽三基地、一枢纽的定位，标志着中部崛起战略进入实施阶段。东部、中部、西部、东北区域地区生产总值分别年均增长11.4%、10.4%、10.4%和9.0%，呈现东部地区领跑、各区域均衡发展的良好态势。

人均地区生产总值由4948元增加到45522元，从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62.3%提高到76.3%。特别是2012年以来，西部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速达到8.9%，高出全国增速1.8个百分点，使得西部地区与其他地区之间的发展差距进一步缩小。

2017年，东北地区生产总值增速为5.1%，比2016年提高了2.6个百分点。随着振兴战略实施，东北地区加快发展步伐，加大体制机制创新，不断完善基础设施，提升了作为重要商品粮食生产基地、重要林业基地、能源原材料基地、机械工业和医药工业基地的功能和地位。

1978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仅为3000多亿元，经过改革开放40年的快速发展，到2017年已超过80万亿元，稳居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其中，工业增加值年均增长12.5%，比地区生产总值增速高1.7个百分点，对经济增长发挥了重要的拉动作用。五年来，京津冀三地经济稳中向好，民生持续改善，疏解对接有序推进，交通建设、环境保护、产业升级三大重点领域成效明显，形成区域发展新格局。上世纪80年代，国家相继设立了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和海南5个经济特区，以及大连、秦皇岛等14个经济技术开发区，之后又相继把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闽南三角洲等开辟为沿海经济开放区。

1978年，东部、中部、西部、东北区域的地区生产总值仅为1514亿元、750亿元、726亿元和486亿元，到2017年，分别增加到了449681亿元、179412亿元、170955亿元和55431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分别增长了66.9倍、46.0倍、46.6倍和28.2倍。(四)东北振兴引领老工业基地转型发展。

一带一路赢得国际社会广泛响应。东部地区经济发展迅速，成为带动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核心区和增长极。

各区域经济增长的主动力逐渐由第二产业转向第三产业。2012-2017年，长江经济带地区生产总值由238581亿元增加到373806亿元，年均增长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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