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想如果以其他方式，例如让一个机构来决定养育责任的分配，就可能发生很多的纠纷和争议。

政策法在当代中国（指1949年以来），并非是偶然出现的人为的社会现象，而是具有某种必然性的历史产物。一元化领导和党政合一，对于集中力量，提高效率，在客观上很有必要，而且也出现了明显的成效，这一事实加深了人们对大行政传统合理性的认同感。

具体地说：1、国家权力形成大一统的体系，虽然形式上仍有行政、司法对之负责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实际上并无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的区分。改革主要集中在发展其他经济成分上，对于国有体制本身，批评多于建议。另一方面，大行政的历史传统。二是一种以行政计划机制为运行机制的国有体制。因为目前政府对国家银行的基本要求是只准赚不准赔，国家银行无法承担破产造成的贷款损失，但如果充许国家银行在利润中冲销损失，又可能出现地方政府充分运用破产手段啃吃国家银行资金的情况。

在80年代初期，立法的作用还相当有限，不多的立法成果中给政策以相当高的法律地位。由部门起草的法律草案容易带有浓厚的部门口味或业务性高于法律性，过于简单的法律在以后的实施细则或司法解释中可能与立法本意差得很远。[36]在今天的中国， 还不具备这样的条件。

[20]  《孟子·公孙丑上》。在公正与人道没有高下之分的前提下，只有看人道和公正哪一种感受更为社会所需要来决定死刑的存废。这是国际组织对死刑废除的依据比较全面而权威的评价，这里牵涉到了不人道、冤案无法补救、公平、不正当等多个价值认定的内容，也是对各种国际准则[3]内容的综合与概括，公平而不正义----看起来似乎矛盾的评价，到底包括了什么样的内容，此处的不正义能作为废除死刑的绝对理由吗？在本文中，笔者将对大赦国际提到的死刑价值观的各种方面进行探讨。这个生命，他的眼睛能看、嘴巴能说，恰好长成了一个别人无法代替的形象，有大脑能够思想。

尽管死刑对于犯罪的威慑力，往往被死刑存置论所夸张，并且被大多数当政者所迷信。[15] 本文在司法意义上的人道，不是指相对于神本主义的人道，也不是知识意义上的人道，而是第一种意义，即上面所述的仁慈与善行，或者如王若水所说的什么是美好的、善的，什么是应当追求的，是与前面所说的民主、公平、自由等价值并行的，作为人的普遍价值的重要政治道德，接近于北京大学王海明教授所说的政治中的宽容与良心。

当然，从废止酷刑的长远目标来看，死刑也应当废除，但不能说废除了肉刑是因为肉刑不公正，同样，如果要提倡废除死刑，也不能以死刑不公正作为理由。第二剂到第三剂中间大约要过三十秒，好让药剂充分发挥作用，不至于第三剂注入时发生意外，这时要他命的第三剂的红灯无情的转到了绿灯，药水从泵里缓缓的注进他的手臂中。据统计，2001年俄罗斯联邦境内的罪犯共有2968300人左右，比2000年增加了0.5%，其中重度犯罪与极其重度犯罪则增加了2%。我为他取出了针头，小张把他的手取了过去，整个过程大约只有三分钟吧，我开始收拾药剂瓶，一会儿车又抖了一下，我知道他已经被抬了出去，送走了，我这时下了车，和小张交谈着刚才的经过，望着已经湛蓝的天空，长出了口气，知道一切已结束了。

2011年3月4日，云南省高级法院终审以李昌奎有自首情节为由，改判其死刑，缓期二年执行。[16]  王海明：《公正、平等、人道：社会治理的道德原则体系》，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23页。药家鑫在作案后第四天由其父母带领到公安机关投案，如实供述犯罪事实，构成自首，但不足以从轻处罚。国家选择宽容为怀还是要杀人偿命，也只能通过把握民众的心理感受决定，国家不能超越这种感受来决定死刑存废。

对于死刑的安抚功能，我们无须做太多的论证，让杀人者偿命比什么都可以更好的安抚受害者家属的心灵创伤，很多人一辈子为了使犯罪者受到应当有的惩罚而四处奔波，如果沉冤未雪，被害人或者其家属不仅心灵难以安宁，生理上也会因此而短命。在死刑存废问题上，同样不能跑步进入共产主义，不能不顾温饱去追求爱情。

在这种状况下，俄罗斯仍坚持废止死刑，值得我们研究与借鉴。国家的刑罚就使被害人放弃了以私力救济形式出现的报复，从而防止了犯罪。

简单地说，司法上的人道是人作为人因为宽容与良心产生的对待人的态度和方式。死刑冤案导致的错杀无法纠错，但也不足以成为废除死刑的绝对根据。这样的犯罪，不仅给被害人及其亲友的身、心、物造成了极大的损失，而且也给广大民众以强烈的震憾，即使民众既感到愤慨，又感到恐惧、自危。政治生活中除了公正和公平，强调权利和责任，还需要宽容和良心——政治中的善即人道，不人道、非人道则是无视人本身为最高价值而虐待人的行为，是残忍待人的行为，是把人不当人看的行为。死刑的威慑效果是十分明显的，有人引用国外学者所谓社会调查得出结论说：废除死刑反而使犯罪率下降[11]。有的强装镇定，内心却无法平静。

[8]  邱兴隆：《从复仇到该当—报应刑的生命历程》，《法律科学》，2000年第2期，第83页。[35]在中国，要达到什么样的文明程度才能废除死刑呢？废除死刑的前提是法律公正，民族心境平和。

无论是适用死刑也好，还是废除死刑也好，对于严重性犯罪的增长或是下降都没有效用。操之过急势必引起社会动荡和分裂，反应过慢则有悖于历史发展的潮流。

但总的来说，无论在何时，人道主义都没有一个明确的含义。[12]这种说法认为死刑对犯罪完全没有遏制功能、对预防犯罪没有意义，这也缺乏说服力。

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8]在等序报应的框架下，就像对伤人肢体者可以不处以肢体刑一样，对杀人者也可以不处以死刑，换言之，对杀人者处以死刑，不再是等序报应意义上的刑罚公正的必然要求。[18]他们那么单纯、美丽，仅仅因为一次大量贩毒，就无法挽回。超越了时代和条件的废除死刑，就会象当年的提前进入共产主义一样，给社会带来无穷的灾难。

[22] 虽然美国被认为是一个司法程序上相对完善、刑事实体法上主张有利被告、法律文化上奉行宁纵不枉的国家，但也无法避免死刑错案，2002年，有一位美国大法官在United States v. Quinones[23]一案中说：证据显示，说明被判死刑的人无辜的证据往往出现在执行裁判之后。死刑在剥夺生命的同时意味着不再把人当人看待，而当成物。

无论是花季少年，还是垂暮老者。其实，报应主义的这些观点是似是而非的。

死刑不人道是废除死刑的唯一理由，但并非充足的理由，因为公正与人道是两个并无高下的道德真理。＊ 高一飞，1965年出生，湖南桃江人，西南政法大学诉讼法与司法改革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

可是他死了，他无法感受我们，我们也无法感受他。最近几年，美国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防止死刑冤案。报应刑论将刑罚理解为对犯罪的报应，是针对恶行的恶报，恶报的内容必须是恶害，恶报必须与恶行相均衡。在今天死刑还是一种不得已的选择，就如同有时会发生战争一样。

从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哲学论著给了人道主义一词新的意义。， [36]  龚小玲、范新林：《关于死刑存废之争的哲学思考》，《西南民族学院学报》，1996年第2期，66页。

特殊预防功能，亦称个别预防，是指通过对犯罪人适用一定刑罚，使其永远或一段时间内丧失再犯能力。这种观点认为刑罚报应主义主张以恶制恶从而实现刑罚之善，以刑罚之不人道应对犯罪之不人道从而实现刑罚之人道。

同样，中国民众现在无法接受废除死刑，但不等于将来不接受废除死刑。一、死刑公平吗？ 刑罚的公正性是死刑对于犯罪是否具有该当性，从历史角度看，死刑存在的公正性很少受到质疑，哪怕是死刑废除论学者，也很少在论述其废除观点时对死刑存在的公正性进行发难，因此，死刑的公正性几乎成为一个不容置疑的命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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