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5]参见[法]法布里斯·乌尔克比著：《法律合宪性审查的产生与司法权的虚弱性》，王建学译，载[法]费迪南德·梅兰-苏克拉马尼昂、韩大元主编：《中国与法国的合宪性审查》，知识产权出版社2018年版，第1-3页。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宪法理论必须在理论形态上与西方宪政理论彻底划清界限，具有高度的意识形态性。总之，构建中国自主的宪法学知识体系，其核心要义就是要科学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宪法理论，要把宪法理论与宪法实践紧密结合起来，用中国自主的宪法学话语体系来为中国宪法实践服务。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宪法理论以自身的理论逻辑来科学地展开学术体系，运用马克思主义宪法观来确立描述宪法现象的概念、判断、命题和价值，形成与西方宪政理论完全不同的学术体系。相对于西方宪政理论热衷于各种各样的正义假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宪法理论更多关注的是以宪法为核心建立起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制度能否有效地解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实践中所遇到的各种各样的现实问题，立足于问题导向结果导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宪法理论与西方宪政理论有着本质的区别。此外，西方宪政理论背后还有着非常深厚的基督教宗教文化传统的影响，包括每个自然人在上帝面前的原罪说、公共权力作恶说、每个个体天生平等说以及以赎罪感为基础的社会公益理论，等等。这些出自基督教教义和宗教文化传统的价值观点，对于形成和构建西方宪政理论中的限权政府、人人平等、追求假设的制度正义、个人权利优先等基本宪法价值理念都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某种程度上可以说西方宪政理论与基督教宗教文化传统具有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和文化习惯等方面的内在的逻辑一致性。

进入 莫纪宏 的专栏 进入专题： 宪法学 知识体系 自主知识体系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宪法理论强调党在宪法法律范围内活动的宪法至上原则，主张一切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都不得同宪法相抵触，任何组织和个人都必须在宪法法律范围内活动。服务型政府强调政府积极主动地为社会公众着想,尽可能地满足公众的所有需求,需要政府不断强化其服务职能,如此,政府必定需要更多的职能、权力、资源来实现这个目标,这就很可能导致政府权力再度膨胀。

(一)关于涉及服务型政府法治化的案件性质及特点 服务型政府法治化要求政府提供公共服务、公共产品以及将社会管理纳入法治化。具体来说,服务型政府提供什么样的服务、如何提供服务等是由公众的需求决定的,管制型政府提供的服务往往较少考虑公众的需求,政府提供什么样的服务、怎样提供服务是由政府自己决定的。第四,建立公共服务的定期评查或评价机制,及时调整不相适应的环节和内容。在这种情况下,仍遵循传统的行政管理模式,由政府大包大揽、完全承担这些复杂的事务是不现实的,没有必要的,也是其能力所不允许的。

一般情况下,不具有强制力的行政指导行为无可诉性,但如果指导行为具有强制力,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产生实际影响,当事人不服的,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行政诉讼法》的立法宗旨和目的是保护公民权利不受违法行政行为的侵害,并以此监督和支持行政机关依法行政。

政府作出的行政奖励不符合相关要求,或者没有及时进行行政奖励的,当事人是可以向法院提起诉讼的。政府要积极培育各种市场,如生产资料市场、劳动力市场、资本市场等。随着政府管理方式的转变,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关系也出现变化。实践已经证明,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能够刺激经济增长,提高经济效率。

同时,通过引入竞争促使市场主体多元化。我国完全可以发挥社会组织的职能作用,事实上很多社会事务完全可以通过社会自律方式实现。在实践中,有的申请人与申请公开的政府信息有直接的或间接的利害关系,有的申请人与申请公开的政府信息没有任何关系。二是公共服务政策在保持连续性的同时,也应随着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各种条件的变化而适时进行调整。

对这些案件,目前法院在确定原告资格上比较棘手。(四)服务与管制 建设服务型政府的重点和难点在于服务,服务型政府与管制型政府的区别也在于服务。

不能一提及服务,就排斥管制。各地方政府因性质、行政地位、政府权能和管辖范围等不同,其承担公共服务职能和实现方式会有相应区别。

摘要：在我国社会转型时期,服务型政府法治化具有重要意义。省级政府应注重履行政策法规制定和宏观管理职责,处理地方与中央以及兄弟省市的关系,协调市县间的关系,提供全省性的公共物品,管理全省性的公共事务。从审判实践看,有一部分案件就是因为原告主体不适格而裁定不予受理或者驳回起诉的。这里实际上涉及到申请政府信息公开的申请人范围问题。这是从权利保护的目的出发,对行政机关听取权利人陈述意见的义务作出规定。这样一来,行政诉讼合法性审查标准也就不能完全满足服务型政府法治化的要求,人民法院在进行合法性审查的同时,也要对政府提供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的适当、合理进行审查。

建设服务型政府要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坚持以人为本,保障和实现人的基本权利,重点是解决各种民生问题,完善公共服务和社会政策体系。地市政府起承上启下作用,职责主要是统筹和协调。

同时,为了保证服务型政府建设的科学性、连续性、稳定性,也必须把服务型政府纳入法治轨道,加强服务型政府法治化建设。公共服务必需以真实反映全国人民的意志和切实代表绝大多数人的利益为最高标准,要从全国大局出发,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大局出发,要求政府必须从国家、民族的整体和长远利益出发,做到正确对待和处理国家、集体和个人之间,中央和地方之间、地区之间和部门之间的利益关系。

结合我国实际,服务型政府法治化应该坚持一些基本原则: (一)合法性原则 合法性意味着公众对政权的认同和支持,对既定的社会秩序和权威的自觉认可和服从的良好状态。做到把重视和维护地方的、部门的、个人的和眼前的利益,同重视和维护国家的、集体的、别人的和长远的利益结合起来,防止割裂两者关系,片面强调一头的错误倾向和做法。

贺荣，时任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党组副书记、副院长，现任司法部部长。为此,必须加强对服务型政府法治化有关问题的研究,真正将服务型政府建设纳入到行政法治轨道上。行政合同行为具有合同性和行政性的两个特征,当事人对行政合同行为不服的,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这些变革涉及到行政组织(结构)、行政管理(政府管理和公共管理)、行政决策(政策制定)和公共利益(低成本和可选择性)等几方面。

通过实行公共服务均等化,使全体公民享有基本公共服务的机会和原则均等,尊重社会成员的自由选择权（2）即使差别合理，也并不意味着公平，因为还有如何不同对待的问题。

只有当立法者明显没有基于正义去思考的时候，它的规定才违反了一般平等原则。[15]可以说，目前对于宪法上平等权的分析出现了青黄不接的现象，即旧的分析框架存在问题，而新的判断标准又面临争议，故需要在理论上予以澄清。

[12]这种从合理或不合理的差别入手来判断平等的方法来源于日本。而规范性文件之所以作某种区分，必然是基于某种区分目的。

[49]有学者也发现，1978年进行退休年龄立法时，文化大革命刚刚结束，新中国成立之初所存在的女性受教育程度普遍较低、能够胜任的工作岗位有限的局面并没有得到根本改变。[29]学者伊普森对此持不同意见，他认为，平等权案件虽然表面上看涉及三方关系，但其中作为参照或者对比的公民并不需要是一个真实的人，它处理的更多是相同的情况在法律上被不同的对待，从而给基本权利主体所带来的损害。比如张先著诉安徽省芜湖市人事局录用公务员拒绝乙肝病毒携带者案中将乙肝病毒携带者排除在公务员录取之外的《安徽省国家公务员录用体检实施细则（试行）》是安徽省人事厅和卫生厅共同制定的一部规范性文件。笔者认为，如果能够解决比例原则如何适用的问题，能否适用的问题也就迎刃而解。

[48]由此可见，如果合宪性审查机关对立法目的的真实性有所怀疑，应当由立法机关来承担举证责任，证明自己的目的的正当性。如果个人成就、领导能力，及社区服务贡献杰出，可以得到5分。

但对于分类不精确，实际上属于区分的妥当性问题，如果说迁出军事区域的目的是维护军事安全，那么，无论是将那些忠诚的日裔美国人迁出，还是将不忠诚的非日裔美国人不迁出，都无法实现迁出的目的。如果差别合理，即规范分类通过了目的正当性和妥当性的审查，再来分析进行何种不同对待。

那么，在平等权案件中，均衡性到底是审查什么呢？艾平教授认为，均衡性是在不同的性质与权重和不同对待的程度之间的比较，[64]即不同越大，不同对待的需求越大。[4]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研究室政治组编著：《中国宪法精释》，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1996年版，第15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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